硬笔文化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文化、根本文化，世界上各国如此，中国也无可例外。

中国硬笔文化同中国古代文明与生俱来，它不仅创造了大量闪烁古今中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，而且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基础，居功至伟。然而，由于历史上的某些重要原因，自唐朝至清末1000余年，古代硬笔文化除了“制图”一科为历代专制王朝所垄断并秘而不宣之外，其他相关科目如写字、作文和绘画等，一概遭到压抑或湮没。这不能不讲既是中国文明的严重挫折，又是中国人的一个重大文化损失。

在当今提倡“以人为本”和“科学发展观”的关键历史时期里，恢复和发展中国“人文”文化，应当受到当局和多数人民的认同、重视和支持。因此，挖掘、恢复、弘扬和发展中国硬笔文化，也应当成为恢复和发展中国人文文化的其中一个重要部分。

一

什么是“硬笔文化”？其基本涵义是，举凡由硬笔所书写和绘制的图象文化，如硬笔制图作品、硬笔绘画作品、硬笔造字作品和硬笔作文作品（含写字）等，均概属“硬笔文化”之列。中国古代存在过硬笔吗？答案是，不仅存在过，而且用于制图方面的硬笔如古铅笔等，至清朝依然相沿。

中国古代硬笔，晋至唐、宋人称之为“古笔”。从质料上区分，计五大类，即矿物类、动物类、植物类、金属类和粉制类等。矿物类，主要指由天然石墨和人工合成石墨制成的古铅笔，古名叫 “铅”、“韬笔”、 “枣心笔”、“珥笔”、“簪笔”等。动物类，主要指由羽毛管、兽骨制成的硬笔，古名前者叫“翰”或“翰笔”，后者叫“骨笔”。植物类，主要指由竹、木、草等制成的硬笔，古名叫“竹笔”、“木笔”、“荆笔”、“苇笔”等。金属类，主要指由铜、铁等制成的硬笔，古名叫“刀笔”等。粉制类，主要指由石墨粉、石灰粉、云母等矿物粉末制成的硬笔，古名叫“铅粉笔”、“粉笔”等。由上述五类不同质料制成的古硬笔，自成一个笔具系列，在几千年的应用实践中，互动互补，创造了内涵丰富、形式多样的古代硬笔文化，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历史基础，居功至伟。其中，古铅笔和羽管笔，不仅是唐朝以前官方和知识分子用以作文的主流笔具，而且是几千年来朝野手工业上用以设计制图的首选笔具。

古硬笔有两种书写方式，即“刻写”与“染写”。刻写，只呈“沟痕”，不见颜色，如殷商甲骨字等。染写，即蘸墨书写，染墨呈黑，染朱呈红。但又可分为“湿染”与“干染”两种：“湿染”即蘸墨而写，“干染”则以某种颜料为笔或笔芯书写，无须蘸墨，如古铅笔或粉笔等。古硬笔书写的基本方法为常态方法，即相对“平行”。“平行”的书写方法（或称“运笔方法”），既适用于制图、绘画，也适用于造字和写字作文。因之，由古硬笔以平行方法书写出来的笔划造型，呈“写线”型，也即粗有粗的一致性、细有细的一致性，相对规整。所以说，“写线”不仅是构成工程图样和工笔画的基本笔划造型，而且是构成古今汉字符号的基本笔划造型。换言之，以“写线”为基本笔划造型，而创立图、画、字，是中国古代硬笔文化的主体特点和共同特征。

古硬笔不仅取材容易，制作简单，而且使用方便，操作稳当，男女老幼适应，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笔具。

二

中国古代硬笔文化，包含了制图、绘画、造字、作文和写字等五个方面。

（1）硬笔制图。硬笔制图文化是硬笔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。其内容包含“制器（含建筑）制图”、“字符制图”、“地图制图”、“数学制图”、“框（表）格制图”、“器物摹写制图”和“其他制图”等多个方面的制图。

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，大量器物的制作，例如生产工具、交通工具、战争工具、生活工具和居住设施等，无不依赖与之相应的设计图样，才能生产出来。以中国而言，仅古代的青铜器、历代的王城宫殿建筑与历代的兵器这三件，其制作上所需要的相应图样，累计下来至少也得几千万幅之数。单就建筑一项，即前有考古出土的战国中山王陵之《铜板工程图》，后有清朝王室的宫室园林建筑中，“样式雷”家族所遗留下来“几万”幅之数的图样，均是相关例子和参照系数。此类工程图样，一般多由圆规、矩尺等导写仪导写绘制而成。而古硬笔系列中的古铅笔、刀笔或粉笔等，无疑正是适合由导写仪导写的首选笔具。所以说，大凡与古代青铜器、王城宫殿建筑和兵器等器物制作相应的图样，非硬笔绘制莫属，都是硬笔的出品，是不证自明的。古代硬笔既然适用于大量制器制图，也理所当然地适用于诸如文字符号图、数学图、地图、框（表）格图等相关方面的制图，是无可置疑的。

几千年来，硬笔制图不仅在制器制图方面创造了大量的物质文明，而且在文字制图、数学制图、地图制图、框（表）格制图等方面，创造了大量的精神文明，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赖以产生的重要文化领域。在这个意义上说，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，首先是渊源于硬笔制图文化。即是说，硬笔制图文化是催生一切人类社会文明的根本文化，是一切文化中的首要文化。

（2）硬笔绘画。硬笔绘画文化是硬笔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二。其内容包含“白画”与“混笔画”。所谓“白画”，即由硬笔单独作画，纯粹以“写线”造型，不填彩，故多称“白画”，也称“线画”，如战国楚墓出土的帛画《楚女凤夔图》等。所谓“混笔画”，即由硬笔与软笔联合作画，故称“混笔画”，有填彩的工笔画，如东晋顾凯之之《洛神》等；也有不填彩的工笔“白画”，如大量石刻画、宋、明以来不少具备几何内容的画谱和一般图书上的画作插图等。不论是硬笔单独所作的“白画”，还是与软笔合作的“混笔画”，均是“民族画工画”其中重要组成部分，不仅可作挂幅供展示之用，而且可用于各种工艺器饰（也称“纹画”），甚至用于古籍之插图等。商、周、春秋战国至秦、汉时期，大量铜器饰画、玉器饰画、陶器饰画，以至壁画、砖画等，大部分都是由硬笔所绘制。生产、守猎、战争、出行、宴会等历史生活图象，均有所体现。值得指出的，是2000余年来的民族画工画，既反映官方动态，又反映民间动态，数量之大，取材范围之广泛，构图表现力之强，都远远超出了唐、宋以来的“文人画”（也称“士夫画”或“写意”）之上。而硬笔绘画，即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。硬笔绘画之为用，用在补充制图和作文之所不能。因此，硬笔绘画文化不仅是中国古代硬笔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而且在中国古代美术史上、艺术史上，应占有一个相应的历史地位。

（3）硬笔造字。硬笔造字文化是硬笔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三。其内容包含“史前文字”、“战国文字”、“秦朝篆字”和“汉卓（隶）字”等四个基本字类。“史前文字”，泛指殷商以前未为今人所识别的各种陶器上刻写符号，如屈家岭文化湖北之杨家湾字符、仰韶文化陕西之半坡、姜寨字符和马家窑文化青海之柳湾字符等，跨时二千余年。其次“战国文字”，泛指包含甲骨文字在内的商、周和春秋战国文字，跨时一千余年。为便于文字分期和叙述，笔者姑且将此一时期的文字称之为“战国文字”。依据有二：一是殷商之时，“天下”仍有一千余国，至西周之初仅存一千国左右，至春秋之时仅存一百余国，而至战国之初则仅存十余国，这说明，自殷商至战国，诸国（或部族）强并弱、大并小，始终是一路“战”下来的，因之更适合于泛称之为“战国”。另一是此一时期的文字，一般均属于“混合”类型（笔划直曲交错、字体方圆交替），尽管存在着多异小同，但造字方法和构图特点则基本相同，都是先以笔划与笔划组合成字，次以副字与笔划组成新字，再以副字与副字组成新字。第三“秦朝篆字”，仅指秦朝用于“书同文字”的所谓“范字”，跨时仅十余年。秦篆属于“混合＋引长”类型，已自成一个造字模式，有别于“混合”类型，加之是秦王朝所刻意创制，且对后世影响恶劣，故政治意义不同一般。第四“汉卓（隶）字”，即指“今字”、“隶字”、“汉字”等，属于“平直方正”类型，跨时自创始至今2200余年。这些是硬笔造字文化的四个分期和四个基本类型。

划至汉朝为止，中国所有古今文字，都是由古硬笔所创制、所出品的。也即是说，远至殷商以前的各种陶器刻字，中至商、周、春秋战国文字，近至秦、汉文字，几乎无一不是古硬笔所创制。举二个简单的例子，其一，在2200年前的历史条件下，能书写秦朝篆字的笔具，非古硬笔莫属，也即书写秦朝篆字，其时仍然是古硬笔的“专利”。其二，陈胜反秦义军中之“隶”人，其所创制的“卓”字（也称“隶字”、“今字”、“汉字”等。“卓”，古义通“直”。其字以笔划趋直、字体方正为基本特征，故楚、汉之人将其赋称之为“卓”字，以示与“篆”字等相区别。换言之，“卓”字是“隶”字最初的正面称谓，即是说，汉字的最初名称叫做“卓”字，历史上曾一度流传于两汉），是对秦篆所作出的一次文字“革命”，因之后世有所谓“隶变”之称。考古上从湖南云梦龙岗和睡虎地出土的“秦”简，其实是“三楚”时期（即“张楚”、“义帝楚”、“西楚”）之物，也即秦二世胡亥即位之后至西楚初期之物。简文上之“隶”字即初期“卓”字，乃为羽管笔即翰笔蘸墨所写，即是历史实物其中之例证。正是由于“卓”（隶）字是由古硬笔所创制和书写，它后来竟被东晋王羲之斥之为“俗字”，被后魏江式斥之为“隶体失真”，被宋初徐铉斥之为“便于末俗”之字等。所谓“俗字”、“失真”之字、“便于末俗”之字，即鄙指古硬笔所书写的“卓”（隶）字。而“书法”对它长达千余年的“蹂躏”和“奴役”，更充分说明了“卓”（隶）字是古硬笔的出品。

古字、秦篆字、汉卓（隶）字，从符号创制上说，尽管无需圆规矩尺，但仍需经过相应的设计才能成图，故它属于“硬笔制图”的范围。由于它同时承载着“义”和“音”，故又不同于一般制图和绘画，而必然自成一个文化领域，这些是必须予以严格区分清楚的。

文字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支柱。文字之用，用在“合集众字，以成辞义”。它不仅是记录人类语言的工具，而且是人类进行思想、交流、传播和记忆所必须的工具。当今人们之所以能多少了解过去的历史、学说、社会和科技等概况，可以说都是文字的作用和功劳。值得郑重指出的是，汉卓（隶）字的创制，不仅有继承、有创新，而且彻底地、自发地“统一”了七国文字，对民族的团结和凝聚，对国家的统一和发展，贡献殊大，居功至伟。虽然，由于历史上的某些原因，硬笔造字文化停滞不前，以致停留在原始水平上，但它在中国汉文字史上，应有着崇高的历史地位。

硬笔造字文化始终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今文字史之中。它不仅真实地记录了古今文字的产生、应用和演变过程，而且真实地揭示了古人“理性”和“实用”的造字心理（“秦篆”除外），揭示了汉文字的可发展性，甚至揭示了文字与政治之间的某种关系等。而当今真正的汉字改革课题，只有在深刻反思古代硬笔造字文化的基础上，才可能找到突破口。换言之，只有放弃所谓“书法文化”，汉字改革才有一线希望。

（4）硬笔作文。硬笔作文文化是硬笔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四。划至唐朝为止，古硬笔系列中的古铅笔和羽管笔（历史上合而简称为“韬翰”或“铅翰”之笔），是官方和知识分子写文或著书立说的首选笔具。譬如时至西汉末，杨雄仍常用“铅”或“三寸弱翰”写著《方言》、《法言》等。东汉中期，班固用“珥笔”（古铅笔）写著《汉书》等；王充用“刀笔”写著《论衡》等；许慎写著《说文解字》一书，用上了九千个秦篆作字例等，所有这些例子，均充分说明了用古硬笔作文，在两汉士大夫或士人中，依然大行其道。即使到了唐初，孔志约为《新修本草》作序，仍将写文著书，概括为“铅翰昭章”的，也即是说，充分肯定了古硬笔是以往历史上作文著书的主流笔具。由此可见，古硬笔是汉、唐士大夫或士人著书立说的首选笔具、主流笔具，已无可置疑。既然时至汉唐，朝野知识分子用以写文著书的首选笔具，仍多以古硬笔为主，而上溯春秋战国之时，诸子百家用以写文著书的基本笔具，则更非古硬笔莫属了。由此可以说，硬笔作文文化源流久远，几乎与文字的产生与生俱来。
硬笔作文文化的内涵十分广泛，基本特征是“多元”与“实用”。从《汉书.艺文志》的记载上看，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中至人心、世事，几乎无所不有。哲学、伦理、历史、军事、政治、医药、数学、工艺等，大多载录于其中。尢其诸子百家之言，更是宇宙之内无所不谈。若以整体而论，硬笔作文上有服务于“王庭”者，如南朝范晔《文章缘起》所言；下有以服务于生活琐事如书信、契约、记帐等为用者，如汉、唐之间敦煌大量硬笔写件；而上述《汉书.艺文志》所载大量古文献，则大多是服务于所有“人”（即不分上、下）的“普世文章”，人自可读，人自必读。其间，既有守旧，有歌功颂德，也有创新，有揭露与批判。既有曲解或扭曲，也有实事求是和直事直言。换言之，硬笔作文文化不仅具备“多元”与“实用”之基本特征，而且具备相对“平衡”的社会主体特点，是后世其他笔具之作文文化所不能比拟的。硬笔作文文化是人类智慧的活动平台。在这里，它不仅滋生、培育了人类智慧，而且展现和提升了人类智慧。古人所谓“书以识哉”，书为“知之术也”，所指即此。由此可见，硬笔作文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建立、发展和延续，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，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，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，不可忽视。

（5）硬笔写字。硬笔写字文化是硬笔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五。硬笔写字文化主要由“习写”、“缮写”和“美术写字”等三个方面构成。
“习写”，指学习或练习写字。古今汉字笔划多、字体里副字多、近似字多和字数多，整体而言比较繁杂。认识汉字者，未必会书写汉字；会书写汉字者，则未必能书写正确和书写清楚。所谓“正确”，指一丝不苟地依照一定的常态字体书写出来，不作 “增笔”、“减笔”、“断笔”或“错位”等。所谓“清楚”，即指字体端正、结构分明，不歪邪、不潦草等。把文字书写正确、书写清楚，不仅维护了文字的尊严，维护了人类社会的知识尊严，而且可避免因错字而误解文义，还可增加读者的好感。

其次是“缮写”。古代没有印刷出版业，文章、书篇、文告或官方文书等的唯一“刊行”形式，即是“缮写”（含刻写）。“缮写”是文献从初稿、修改、定稿到发布（或存档）的最后一道基础工序，抄写要求相当严格。“缮写”者可以是作者自己，也可以是其他人，甚至是专业人士，官方通常即设有专门抄写的“文吏”（或“刀笔吏”）之职。先秦姑且不论。单以西汉初为例，在萧何的“草律”中，即有“吏民上书，字或不正，辄举劾”之严格规定，反映了当时政府对文字的重视。因之有朝官“石建”者，竟因“马”字“缺画”而恐惧得要死。由此可见，“缮写”是一种既讲“规则”、又讲“清正”的写字文化，具备“严肃”特点，代表了古代硬笔写字文化的主流趋向。

再者是“美术写字”。古代硬笔的“美术写字”，最初发源于商、周之时，流行于春秋战国至秦、汉等。目前所知的“鸟篆”、“虫篆”、“缪篆” 、“黑体” 、“黑变体” 和“空心字”等，是古硬笔“美术写字”的基本写式。其基本特征有三，一是在保持笔划“写线型”和保持字体基本轮廓的基础上，作出“纵向式”运动，以纵向延伸来建构超乎于常态字体的图案，如“鸟篆”之类。一是一丝不苟地照搬常态文字，但赋予笔划以极其规整之“面”，同时以“直角”或“圆角”作为笔划之端，如“黑体”之类（所谓“黑体”之称，实为一种“鄙称”，其“出典”未详）。另一也是照搬常态文字，也赋予笔划以一定的“面”，但并不专事于规整，而是在保持“平衡”、“对称”的前提下，依不同兴趣而赋予不同的构图变化，如“黑变体”和“空心字”之类。总体而言，“平衡”和“对称”，是古硬笔美术写字的共同特点，这也反映了古人相关的审美观念。

古硬笔美术写字，一般用于旗幡、匾额、招牌、印玺和器铭等。必须郑重指出的是，古硬笔美术写字，是对常态文字的一种点缀或装饰，是一种非常态字类，它在现实生活里存在着与之相对应的常态文字，故彼此之间不能相提并论。

综上所叙，制图、绘画、造字、作文和写字等，构成了中国古代硬笔文化的基本主体。硬笔制图文化，不仅“生产”人类所必需的生产工具、交通工具、生活工具、战争工具和居住设施等物质文化，而且“生产”文字图象、数学图象、地图、框（表）格图和其他图象等精神文化，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赖以产生的重要文化领域，具备文章和绘画所无可替代的认知作用。硬笔绘画文化，以一定形象反映一定的人物或事物，以形象作为认知形式，具备文章和制图等所无法替代的一定认知作用，其表现能力比后世“文人画”要强得多。硬笔造字文化，它为人类文明和智慧的产生、交流、传播、发展和延续，提供了基本的语言记录工具，功勋卓著。尢其在统一七国文字问题上，更是居功至伟。虽说处于原始水平上，但得来已是不很容易的。除秦篆以外，硬笔造字文化的历史特点，是“实用”的和“与时俱进”的。硬笔作文文化，它不仅建立了天文、数学、医药、伦理、兵法、历史、哲学等基本学科，为中国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，而且为人类智慧和思想的产生、发展和延续，作出了无可比拟的历史贡献。其历史特点是，既实用、进取，坚持平衡对称，又应用广泛，朝野同用，老少适宜，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和普遍的文明意义。硬笔写字文化，它一方面有助于保障文字的正确书写，推动了文字的普及和应用，另一方面，又以不同的美术写式，保障了“大字”的应用，其审美特点，则多以“规矩”、“实用”为主。换言之，硬笔文化内容充实，形式多样，几乎无所不有、无所不能。它们既各自独立，又彼此互相联系，互动互补，甚至不可或缺。尢其硬笔制图文化，更是催生一切人类社会文明的根本文化，是一切文化中的首要文化。

三

中国古代硬笔在长期的应用实践中，创造了制图、绘画、造字和作文等内涵丰富、形式多样的硬笔文化，既“生产”精神，又“生产”物质，文明成果丰硕，至今享誉中外。仅这一点，即值得引起人们的反思。

反思问题如下：

几千年来，能在思想上、文化上、科技上等重要方面“领先”于世界的时期，为什么大都是硬笔文化比较繁荣，或比较活跃的时期？
中国在近代自然科学等方面，为什么会远远落后于国外？

人类是动物之一，但不同于其他动物，区别在于：智慧。智慧创造文明，文明创造智慧，如此往复循环。人类智慧之用，文明之用，不在于如何以人征服人，而在于如何防止人征服人，在于如何创造条件服务于人，使人人活得更有意义。这是人类社会人与自然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，也是所谓“社会”的实际涵义，是“以人为本”的真谛。到目前为止，人类智慧还远未达到极限，社会、自然界和宇宙间还有大量事物，有待人类去发现、去认识、去探讨、去解决。中国古代虽有不少优秀文化，能适用于当今者并不多。我们显然不可能永远依靠“引进”或“拿来”。于是，认同、恢复和弘扬硬笔文化，应是当务之急。

尽管清末至今近100年来，由于社会上逐渐恢复了硬笔应用，硬笔文化（即如硬笔制图、硬笔绘画、硬笔作文等）也逐渐恢复和流行起来了，但硬笔文化（即古代的和现代的）的历史地位和现实社会地位，却仿佛从未在法理上或理论上获得应有的认同和肯定。譬如到目前为止，社会上流行的大量新书中，如古代文化史、古代美术史、古代工艺史、古代艺术史和汉文字史等，竟从未涉及古代硬笔应用和古代硬笔文化，则是笔者感到极其遗憾的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

硬笔文化是人类的基本文化，也是中国人的基本文化。一个没有硬笔文化、放弃硬笔文化，或不认同、不尊重硬笔文化，甚至试图窒息或扼杀硬笔文化的民族或国家，将是畸型的、可悲的，甚至与世界格格不入的。

只有运用硬笔文化的概念去反思中国历史，也许更能讲清楚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存在问题。而创新思想、文化、文字和科学技术等，只有硬笔文化才能做到。
还有其他等等。

【附说明：本文据自拙作《中国古代硬笔文化研究》一书（约60余万字，待出）《总论》中之第二部分，标题另加】。